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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中華文化基因的形成發(fā)展
張劍偉 張彥修
2021年05月17日 10時32分   忻州日報

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,社會生產(chǎn)力迅速發(fā)展,政治、經(jīng)濟等方面都發(fā)生了深刻變化。這一時期,各種思想百家爭鳴、相互激蕩,極大地推動了文化的發(fā)展,期間形成的文化基因作為傳統(tǒng)文化的基本要素長期影響著中華文化的發(fā)展和傳承。

百家爭鳴,海納百川

春秋時期,鄭國的子產(chǎn)明確提出“天道遠,人道邇”的主張,之后又出現(xiàn)了提倡“和而不同”“不語怪、力、亂、神”的孔子、主張“道法自然”的老子、倡導“兼愛”“非攻”的墨子等思想家,同時還出現(xiàn)了編年體史書《春秋》和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《詩經(jīng)》等。所有這些文化成果,無不反映出當時人們思想的極度活躍與開放。與此相應,私人聚徒講學驟然興起,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制度??鬃印耙浴对姟贰稌贰抖Y》《樂》教,弟子蓋三千焉,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”,墨子有弟子“百八十人,皆可使赴火蹈刃”,墨家的另一位鉅子孟勝在楚國為陽成君守城,“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”。孔子、老子和墨子學說的創(chuàng)制與私人聚徒講學之風的盛行,打破了貴族的學術壟斷,一改當時沉悶的文化氛圍,正式拉開了百家爭鳴的大幕。

戰(zhàn)國時期,人們把自然現(xiàn)象和社會運動作為認識和思考的對象,不同社會階層與各家學派紛紛提出別具一格的學術與思想。西漢史學家司馬談把戰(zhàn)國百家之學概括為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六家;西漢經(jīng)學家劉歆把戰(zhàn)國百家概括為儒、墨、道、名、法、陰陽、農(nóng)、縱橫、雜、小說等十家。各派分別從不同的視角,用不同的方式,力圖探索自然、社會、歷史、人性以及道德的本質(zhì),從而提出了諸多治國安民、富國強兵的奇謀良策??鬃拥摹案欢讨薄⒗献拥摹盁o為而治”、墨子的“尚賢”、孟子的“王道”、莊子的“天地與我并生,而萬物與我為一”、荀子的“人定勝天”、韓非子的“法、術、勢”等,無不如此。諸家之說未必盡善盡美,但都能開放包容,言之有理,持之有故,展現(xiàn)出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,筑壘出百家爭鳴的文化氣象。

革故鼎新,開拓進取

春秋中期,分封制、宗法制和禮樂制逐步瓦解,地方行政組織由采邑制轉(zhuǎn)變?yōu)榭たh制,鄭國、晉國先后頒布成文法,包括軍隊編制、兵種、武器裝備、軍賦征收等軍事制度也發(fā)生了重大變化。在這些變化的基礎上,改革、改良之風開始興起:齊國“參其國而伍其鄙”“相地而衰征”;晉國“作爰田”“作州兵”;魯國“初稅畝”“作丘甲”;楚國“書土田”“量入修賦”。這些改革雖還不能與戰(zhàn)國變法相提并論,但其體現(xiàn)出的革故鼎新精神卻成為戰(zhàn)國變法的文化先導。

面對殘酷、激烈、復雜的兼并和反兼并斗爭,變法圖強成為戰(zhàn)國歷史的主旋律。魏國李悝變法、趙國公仲連改革、楚國吳起變法、韓國申不害改革、齊國鄒忌變法、秦國商鞅變法、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等,雖然具體內(nèi)容、深度、廣度以及推行的力度不盡相同,社會效應與歷史價值也各有千秋,但所折射出的改革精神卻是相近的。戰(zhàn)國變法觸及經(jīng)濟基礎和上層建筑,關涉所有社會成員,改變了社會形態(tài)與戰(zhàn)國七雄的力量格局,也使整個社會充滿了進取改革的激情。敢于開拓進取、勇于改革創(chuàng)新不僅成為中國歷史上多次重大改革的思想動力,也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特點和基本精神。

憂國憂民,居安思危

隨著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社會發(fā)展的動蕩起伏,在有識之士的思想深處,普遍孕育出一種“憂國憂民憂社稷”的憂患意識,且這種觀念逐漸成為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的社會共識。春秋時期,晉國的魏絳把居安思危作為治理國家的重要準則,并教導晉悼公:“居安思危,思則有備,有備無患,敢以此規(guī)。”孔子對當時不修道德、不講學問引發(fā)的社會問題也常常深感憂慮:“德之不修,學之不講,聞義不能徙,不善不能改,是吾憂也?!?/p>

戰(zhàn)國時期,人們把憂患意識統(tǒng)稱為“憂社稷”,具體包括五種類型:第一種是“廉其爵,貧其身,以憂社稷者”;第二種是“崇其爵,豐其祿,以憂社稷者”;第三種是“斷脰決腹,一瞑而萬世不視,不知所益,以憂社稷者”;第四種是“勞其身,愁其志,以憂社稷者”;第五種是“不為爵勸,不為祿勉,以憂社稷者。”

憂患意識作為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知識階層的主流社會心理,反映出他們的主體意識、責任意識和擔當意識??鬃?、墨子、孟子、荀子、韓非子、李悝、吳起、商鞅、黃歇、孫臏、蘇秦、張儀等都是在憂患意識的驅(qū)動下,為促進社會發(fā)展、維護社會穩(wěn)定,或推行自己的學說,或?qū)崿F(xiàn)自己的主張,不怕艱難困苦,不論成敗得失,四方奔走,努力拼搏,而這樣的憂患意識也漸漸熔鑄于中華民族的文化深處。

英勇無畏,舍生取義

在春秋戰(zhàn)國的語境下,任何一種思想學說的推行和實踐都是一個艱難的過程,需要剛強的意志與不怕犧牲的精神??鬃訌娬{(diào)“仁者必有勇”,并將“仁勇”分為兩個層面:在精神層面,志士仁人要有“殺身以成仁”的氣概,做到“不降其志,不辱其身”;在行動層面,要見義勇為,臨危不懼。

戰(zhàn)國時期,孔子的“仁勇”思想被孟子演繹發(fā)展為舍生取義。孟子說:“魚,我所欲也;熊掌,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,舍魚而取熊掌者也。生,亦我所欲也;義,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,舍生而取義者也?!薄叭视隆迸c舍生取義在行為層面體現(xiàn)為不怕犧牲,敢于獻身。

魏國唐雎與秦王嬴政交涉安陵之事,針對秦王所說的“天子之怒”而盛言“布衣之怒”:“夫?qū)VT之刺王僚也,彗星襲月;聶政之刺韓傀也,白虹貫日;要離之刺慶忌也,倉鷹擊于殿上。此三子者,皆布衣之士也,懷怒未發(fā),休祲降于天,與臣而將四矣。若士必怒,伏尸二人,流血五步,天下縞素,今日是也?!鼻赝踬黄錈o畏精神所震懾,最后不得不放棄以五百里地換安陵的打算。

春秋戰(zhàn)國在繼承總結(jié)夏、商和西周文化的基礎上實現(xiàn)了一次新的文化集結(jié),過程中涌現(xiàn)出眾多歷史文化典籍,這些文化典籍和歷史活動所蘊含的文化精神長盛不衰,早已深深融入人們的日常行為和語言之中??鬃拥摹凹核挥?,勿施于人”、老子的“天網(wǎng)恢恢,疏而不失”、孟子的“浩然之氣”、荀子的“不積跬步,無以至千里”等,都以鮮活的語言述說著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文化基因的歷史意義。

(責任編輯:盧相?。?/span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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