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生一路充滿取舍，取舍的理由標尺因人而異。文人在人生境界、審美理念、人格情懷等方面，往往以文化的價值取向為指歸。所謂“遺山精神”，是指遵照儒家仁人志士的理念，以“仁者愛人”、救世濟民為人生價值最終取向，長期付諸實踐，堅定不移。這一抽象理念的形象展示就是野史亭，在惜墨如金的《金史·元好問傳》中，對此進行書寫：“晚年尤以著作自任，以金源氏有天下，典章法度幾及漢、唐，國亡史作，己所當任。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，乃言于張，愿為撰述，既而為樂夔所沮而止。好問曰：‘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?！藰嬐び诩?，著述其上，因名曰‘野史’。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，采摭所聞，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，至百余萬言。今所傳者有《中州集》及《壬辰雜編》若干卷。年六十八卒。纂修《金史》，多本其所著云?！?/p>
這段話內(nèi)涵豐富。首句之“著作”，不包括詩文而專指編修金史。前加“尤以”二字，旨在說明元好問前期專門致力于詩，至金亡后遂改致力于史。其改變初衷的原因何在？古人將著作分為經(jīng)、史、子、集四類，等級理念明確。朝廷重視經(jīng)、史，設置機構官辦，而詩文著作等屬于集部，是個人行為的產(chǎn)物。在遺山看來，自己的詩在浩如煙海的詩史寶庫中，充其量算是錦上添花，而搶救瀕臨散佚的金代史料，則為雪中送炭，所以在金哀宗從蒙古兵圍困的汴京外逃前夕，時任尚書省左司都事的他言于諸相，請以小字謄寫《金實錄》一冊，“隨車駕所在，以一馬負之。時相雖以為然，而不及行”。官職卑微卻提出此越職建議，是因為他有沉痛的前車之鑒：“遼人主盟將二百年，至如南衙不主兵，北司不理民，縣長官專用文吏，其間可記之事多矣。泰和中詔修《遼史》，書成，尋有南遷之變。簡冊散失，世不復見。今人語遼事，至不知起滅凡幾主，下者不論也。《通鑒長編》所附見，及《亡遼錄》《北顧備問》等書，多敵國誹謗之辭，可盡信耶？正大初，予為史院編修官。當時九朝《實錄》已具，正書藏秘閣，副在史院。壬辰喋血之后，又復與《遼書》等矣，可不惜哉！”“百年以來，明君賢相可傳后世之事甚多，不三二十年，則世人不復知矣！予所不知者無可奈何，其所知者，忍棄之而不記邪”，由此可知遺山為何“晚年尤以著作自任”。
“國亡史作，己所當任”與“尤以著作自任”似同實異，抉擇更為艱難沉重。唐代以來，新朝設置史館，在前朝編年體《實錄》的基礎上為前朝纂修紀傳體正史已形成定例。遺山遵循慣例，故有“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，乃言于張，愿為撰述”之舉，時在順天幕府的郝經(jīng)對此記述比《金史》更詳：“奏可，方辟館，為人所沮而止?！庇纱丝芍z山準備修《金史》，且將開館修史的申請轉(zhuǎn)呈，已得到汗庭的恩準。他還提及辟館所需的經(jīng)費預算，王惲《玉堂嘉話》引中統(tǒng)二年（1261年）任翰林國史院翰長王鶚語“元裕之、蕭公弼奏用銀二千定”，因此后來忽必烈“一見遽以處之太史氏”。
遺山起初所撰《壬辰雜編》等，旨在搶救史料，所謂“成書有作者，起本良在茲”，明確指出此舉是為后來史官纂修正史奠定基礎。現(xiàn)在“己所當任”，不僅要獨自承擔浩繁的工程，還要以亡國孤臣的身份代替史官撰寫，立場觀點不免違逆改仕新朝的權貴，故“為人所沮而止”。能夠改變“奏可”決定，想必這一群體勢力極大，絕非人們推測的由樂夔所為。金亡后，晚景凄涼的樂夔與遺山、敬鉉、王鶚歸附張柔門下，張柔、王鶚皆積極支持遺山修史，樂夔深知其情志，不可能寄人籬下還做出如此不近人情之事?！顿洿饦氛伤醋伞吩唬骸爸圮嚭蔚氐猛ń?，書疏相忘意更親。但愛柏臺推峭直，豈知梅賦更清新。兩都秋色皆喬木，耆舊風流有幾人。詩酒陪從約他日，雞川已許濯纓塵。”據(jù)詩來看，樂夔與這位長輩交誼甚厚，不可能別有用心使壞?！督鹗贰费浴盀闃焚缢诙埂比∮谠勾蟮卤槐乇M信。遺山晚年在家所作《野史亭雨夜感興》：“私錄關赴告，求野或有取。秋兔一寸毫，盡力不易舉。衰遲私自惜，憂畏當誰語。展轉(zhuǎn)天未明，幽窗響疏雨?！痹娭小皯n畏”的對象、程度絕非“六年河朔州，動輒得謗訕”之士可比。
其實遺山之所以修史，并不局限于前人所說的為故國存史，更重要的是希望統(tǒng)治者以儒治國、救世濟民。金朝以儒治國，出現(xiàn)了大定、明昌兩朝的太平盛世，這是讓遺山念念不忘的。蒙古入主中原后，建立草原奴隸制政權，將大量土地人民分給親屬勛貴，武人執(zhí)政，橫征暴斂，濫殺無辜，甚至為防外逃，用烙鐵印馬的辦法“印識人臂”。遺山在《雁門道中書所見》一詩中也有所體現(xiàn)：“金城留旬浹，兀兀醉歌舞。出門覽民風，慘慘愁肺腑。去年夏秋旱，七月黍穟吐。一昔營幕來，天明但平土。調(diào)度急星火，逋負迫捶楚。網(wǎng)羅方高懸，樂國果何所？食禾有百螣，擇肉非一虎。呼天天不聞，感諷復何補？單衣者誰子？販糴就南府。傾身營一飽，豈樂遠服賈？盤盤雁門道，雪澗深以阻。半嶺逢驅(qū)車，人牛一何苦！”遺山要纂修《金史》為新朝提供借鑒，“惟有《實錄》一件，只消親去順天府一遭，破三數(shù)月功，披節(jié)每朝終始及大政事、大善惡，系廢興存亡者為一書，大安及正大事則略補之，此書成，雖溘死道邊無恨矣”。
遺山46歲移居冠氏，有“我作野史亭，日與諸君期。相從一笑樂，來事無庸知”之句；67歲移居鹿泉（今屬石家莊市），有“明年高筑野史亭，天已安排看山處。多慚不及謝宣城，標出敬亭天一柱”詩句。68歲卒，郝經(jīng)有詩云，“有書未絕筆，有傳未卒業(yè)。靈輀已西州，壯心空北闕”“國史興喪是吾職，義烈不負董狐筆。定襄高寒拓跋國，馬舁歸來反玄宅。有書有傳俱未卒，嗚呼先生端可惜”，對其以修史為己任的使命擔當及苦心孤詣、赍志以歿的精神表示敬仰。所以說野史亭是遺山“端本既立，確乎不拔，靜以養(yǎng)勇，剛以作強”“立心于毀譽失真之后而無所恤，橫身于利害相磨之場而莫之避”的載體，是后世在朝代鼎革之際選擇求志的光輝范例。（狄寶心）
（責任編輯：盧相?。?/span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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